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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原创

    莫推辞。

    儿子结识马伯庸,是拜上天所赐。互联网让这一代年轻人早早插上了翅膀,儿子虽居中原郑州,却与千里之外的一群朋友结为知己。远在北京的马伯庸,两次来郑州相聚,我们夫妇参加年轻人的欢谈,总被青春的智慧久久滋润。
    第二天上午,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来到使馆来找邓廷铿,打算一起去探望老乡。邓廷铿把他先稳住,说下午两点再去,先招待他吃了个饭。酒足饭饱之后,邓廷铿拉着孙中山,引荐给参赞马格里(Macartney Halliday)。
    这一封通电一出,全国哑然,一时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
    康德黎后来回忆说,倘若中国使馆早把孙中山运出哪怕一天,他也无能为力,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上帝保佑之故。神学上的事姑且不论,孙中山真正要感谢的,恐怕要是那位把电报放错格子的总理衙门译电员吧。若非这位不知名小人物的一点疏失,一代国父差点就魂断伦敦。
    所以咱们读民国史,动辄提到什么马电、艳电、皓电、铣电,都是以当日电报编码来代称日期。比如汪精卫那封给蒋介石的著名叛逃电报发于1938年12月29日,29日为艳字,故名“艳电”,成了一个专有名词。1947年12月24日,白崇禧从汉口发出呼吁蒋介石停战电报,亥指十二月,又是二十四日,所以史称“亥敬电”。
    慈禧改储的消息传来,同情光绪的经元善大为震惊。他当即向老上司盛宣怀去电,希望盛能和他一起上书,谏阻此事。可是让经元善大失所望的是,早已将时局看得通透的盛宣怀只回了他一封9个字的简短电报:“大厦将倾,非一木能支”。
    饶汉祥的风格与黎元洪非常搭调。他最喜欢读《出师表》,所以文风总带点诸葛亮式的悲壮慷慨,与黎在民国的心境十分相似。黎元洪这一辈子先被袁世凯欺负,又被段祺瑞和徐树铮欺负,被张勋利用,又被曹锟和吴佩孚耍,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,可以说是一肚子苦水。
    这事要从张振武说起。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,他在起义之时,反对把时任都督的黎元洪推出来当领袖,两人怨恨从那时就已经积累。民国之后,因为在沪购买军火、编练新军、楚望台军械所守兵哗变等一系列问题,张振武和黎元洪龃龉频生,两人在湖北政坛勾心斗角,积怨日深。到了1912年的时候,黎元洪和张振武已经是闹得不可开交,势同水火。黎元洪遂动了杀心,只是碍着张振武的声望太大,不敢有太明显的动作,便设下一个调虎离山之计。
    恰好这个时候,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,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。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,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,还款的时候也是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,再由各地财政给他补上。若在平时,这80万两银子还不在胡雪岩眼里,随手就垫上了,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,他也只好眼巴巴地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了。
    通过这一章程,清朝政府正式赋予了邮传部信息检察机关的职能,言论审查制度更形严厉。根据邮传部的记载,1908年各地电局就焚毁“忤逆电报”多件,甚至说,如果发现发此电报的人形迹可疑,电局的工作人员还要“跟从稽查”,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。但是毕竟清朝国运已经衰败到了极点,钳制言论再也没有什么用处,革命运动仍然是风起云涌,并且最后断送了大清的江山。
    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,眼光独到,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。1883年前后,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,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。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,难以短期投入生产,正巧在此时,闽、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,面临停工的危险,盛宣怀当即决定,将“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”,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。这件事被查出后,清廷认为盛宣怀“办理含混,铺张失实”,差点被降职调用,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,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,上疏为他开脱。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“挪矿股归入电股,皆据一再禀详,移缓就急,亦尚非有意含混。且苏、浙、闽电线之成,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,于军务裨益犹大”,不但无过,而且有功。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,没有被调职。
   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,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,尽管很方便不错,可也仅此而已。换句话说,电报只是一件“玩意儿”,上不得台面。
    果然如其所料,段祺瑞上了吴佩孚的圈套。吴佩孚在通电里口口声声说曹使如何如何、大总统如何如何,这是精心设计,使得段误把主攻方向对准了冯国璋和曹锟,吴佩孚这个主谋却被轻轻放过了。他利用自己师长的弱势地位,巧妙地把压力转嫁给了上头的人,自己却可安享和平的令名。
   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,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得很长,把支持的文体写得很短,权当趣事则罢。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,已经使人达到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。
    孙中山的欧洲出行计划立刻就被杨儒派出去的密探侦知。杨儒知道在美国对他无可奈何,也许在英国还有机会,便立刻把孙中山的行程发电报给了驻英公使龚照瑗。龚照瑗这个人与电报渊源也不浅,早在国内时就住持过长江内水电报的建设,也是个精通洋务的人物。此时他接到杨儒电报,不敢怠慢,立刻着手安排人手,同时发电报给国内请示行动。国内很快给了批示,让他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孙中山弄回国来。龚照瑗原本派了参赞马格里去英国外交部,希望英国政府协助拘捕,结果英国人和美国的回应完全一样,不仅拒绝了龚照瑗的请求,还警告说别乱来。这让他左右为难,苦思无良计,只得姑从杨儒旧计,雇佣了数名私家侦探,一俟孙中山登陆,即行严密监视。
    以武昌通电为发端,一进入民国以后,通电陡然成了最受欢迎的政治工具,你也通,我也通,甚至衍生出一个专有名词,叫做“电战”。你我各发通电,隔空而骂,大家都通个不亦乐乎,全国人民看热闹。

   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,表现的很迟钝,恰好相反的是,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,却十分敏锐。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:“查外洋之轮船,捷于中国之邮递。一切公事已形制肘。若再任其设立铜线,则千里而遥,瞬息可通,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,以骇视听。”这从一个侧面表达,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,通讯手段的革命,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,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。
    这么算下来的话,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,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,最少得花上1万6千元;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,最少得花上3万2千元。平均一下,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,得在2万元上下。就算是小通电,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,极为昂贵。
    恒宁生这才知道自己上了一个大当。盛宣怀从一开始就摆好了口袋等他钻,事先故意让大东公司延缓施工,好教大北公司不致觉察。等到旱线移交完毕,中国电报局立刻翻脸不认人,大北公司若是再闹,就等于把四大国也推到对立面去了。
    在这一年里,丹麦的电报房运转正常,已经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。弱国无外交,沈秉成无可奈何,至此已经无法管束制约。这个电报房后来搬到了中山东一路7号,那栋建筑就是如今外滩上的盘古银行大楼。
   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,大学想攻文史,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,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。知子莫如母,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,明白他的理想守望,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,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:“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,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,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,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。”如今新书付梓,儿子一偿夙愿,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。
    19世纪的欧美活力十足,一旦有价值的新发明被提出来,立刻就会推广到四面八方,各国都狂热上马立项。短短二十年间,电报线已经象铁路一样,爬满了欧美各国。这个时候,远在亚洲的老大帝国才刚刚睁开眼睛,半是惊讶半是不屑地望着这个崭新世界。电报,不过是诸多奇技淫巧其中的一种罢了。
    两家争来夺去,最后又把旱线的控制权送回到中国手里——我拿不到的,你也别想要了。盛宣怀的以夷制夷,终于大获成功。盛宣怀搂草打兔子,还顺带着逼迫大北、大东公司签了一个《渔团保护海线章程》,要求这两家公司每个月掏2000块大洋给川沙、南汇、宝山和县渔团,因为这三个厅是电报水线必经的水域,上面渔船纵横。盛宣怀的意思是可以让这三个厅和渔团代为维护电报线路——其实说白了就是保护费,你给我钱,我就不给你捣乱。大北、大东公司想起丁日昌当年发动老百姓拆电报杆的手段,心里有点发毛,心想还是花钱消灾吧,乖乖认掏了这笔费用。
    1881年,盛宣怀家中有事,请假回南方。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。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,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。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,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。壬午兵变期间,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,英、法、德、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,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、福州、厦门、汕头的海线。
    在这一年里,丹麦的电报房运转正常,已经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。弱国无外交,沈秉成无可奈何,至此已经无法管束制约。这个电报房后来搬到了中山东一路7号,那栋建筑就是如今外滩上的盘古银行大楼。
    当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以后,大北把几条工程船伪装成趸船,白天停泊在出海口,夜里抓紧施工,偷偷把海线引入长江,顺着黄埔江直接架进上海水域,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红庙设置了第二个电报房,并于1871年6月3日正式开始通报。
    陈嘉庚的提案后两条无关宏旨,但第一条可谓是铿锵作响、掷地有声,以至于长久以来大家都只记得这一条,而忘了其他两条的存在。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封电报的原件重新面世,世人才得以窥得陈氏提案全貌。
    盛宣怀却觉得曾的提议不错,不妨一试。于是盛宣怀亲自出马,先扔给大东公司一个蜜枣儿。
    随着地位一步步地提高,盛宣怀在实业方面的干才也如锥处囊中,脱颖而出。同治十一年(1872年),他向李鸿章建议设立轮船招商局,以商贸航运来养北洋水师,这个意见被李鸿章欣然接受,当即任命盛宣怀总办此事。光绪元年(1875年)秋,转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会同湖广总督李翰章、两江总督刘坤一等,又委任盛宣怀督办开采湖北煤、铁矿务,仍兼理招商局。可以说,刚刚28岁的盛宣怀,已经成为晚清政坛的一颗政治新星和有分量的方面干员了,也正是在这个时候,盛宣怀把目光投向了正在欧洲和新大陆方兴未艾、蒸腾日上的电报事业。
    欲要灭敌,必先除其羽翼。要想干掉大北,就得先把外势扫平。
    于是在10月10日,孙中山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国驻伦敦使馆,迎头碰到了当时在英国学铸炮的一个学生宋芝田——此人后来官拜北洋陆军中将,是民国少有的几个以军工技术封将的人才——孙中山问他说使馆里有广东人没有。宋芝田说有个英文四等翻译官邓廷铿,是广东人。孙中山就走进去,找到邓廷铿,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,两个人用粤语开始拉起家常来,十分亲热。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,其实两人在广州曾经见过一面,不过这都是后话,当时可谁也没想到。
    康德黎离开以后,使馆人员立刻汇报给了龚照瑷。龚照瑷见消息已经泄露,总理衙门的电报却久候不至,急得火上房。龚心湛这时又献了一计:龚照瑷的前任是曾纪泽,他在伦敦曾租了栋寓所,如今空置,不如把孙中山秘密转移到那里,然后请英国人来搜查使馆,便可以消除嫌疑。龚照瑷听了很是赞同,但后来一查记录,那间寓所已经被退租了,这条计谋遂派不上用场。龚照瑷只得下令让轮船在附近码头随时升火待命,一经总署点至,立刻开船。
    财政担负,直累民福,外债侵逼,尤伤国权,议案成立,特事严谨,众院赞可,宪尤著明;袁乃私立外约,断送盐税,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,厉民害国,不经众院,暧昧挥霍,不事报闻,蔑视通宪,为逆已甚,其罪六也。国有元首,政俗式凭,行系国华,止为民范;袁乃知除异己,不自爱重,阴遣死士,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,以元首资格,为谋杀凶犯,既辱国体,又诒外讥,国家威严,因以扫地,其罪七也。共和之国,建础为公,民意所在,亦曰神圣,百尔职司,义宜退听,国会初立,人民望治;袁恐政制严明,不获罔逞,乃私拨国帑,肥养爪牙,收买议员,笼络政客,用以陷辱国会,迷夺众情,使议政要区,化为捣乱之场,法案迁延,借作独裁之柄,其罪八也。元首登选,国有常经,揖让讴歌,盛德固尔,抑共和定疑,国宪崇废,悉于是觇,世法懔懔,斯为第一;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,鄙夫患失,至兵围国会,囚逼议员,使强选总统,以就己名,致元首尊官,成于劫夺,共和大宪,根本动摇,国是益以危疑,后进难乎为继,其罪九也。国民代表,职司立法,非还诉民意,毋得断阏;袁于总统既获,复虑旁掣,辜恩反噬,遽为枭獍,乃假托危词,罗织党狱,滥用行政权,私削议员资格,用以鸩杀国会,并吞立法部,使建国约法,由是推翻,元首生身,等于孽子,其罪十也。国家组织,法系严明,苟非选民,焉能造法?袁于戕杀国会之后,妄以私意召集官僚,开政治会议,约法会议,冒称民意,更改约法,摹拟君主,独揽大权,使民国政制,荡然无存,澔澔新邦,悬为虚器,其罪十一也。民国肇造,本以图存,时风所迁,民强则兴,发挥群能,腾达众志,公私权利,宜获敬尊;袁乃倒行逆施,黜民崇吏,既吞立法,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,密布游探,诬扳党狱,良士俊民,任意捕杀,人民权利,全失保障,致群生股栗,海内寒心,毒吏得以横行,民业日以凋敝,民力壮盛,有如捕风,国势颓隤,益以卑下,其罪十二也。
    1845年伦敦的一天清晨,一位叫莎拉·哈丁的女性被发现死在自己的房间里。伦敦警方经过缜密调查,很快查明有一位叫约翰·塔维的绅士时常拜访她,目前这位绅士暂居伦敦的斯劳区。当警方赶到斯劳区的时候,发现这位塔维先生已经在车站上了一辆慢车前往帕丁顿。
    这场火烧连营的好戏演得干净利落,挑不出一点毛病,让英国人想抗议都没地儿诉苦。生生气得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吹胡子瞪眼睛,也徒叹奈何。
    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,这一点史无疑义。但他只是占得一个“先”字,若是要谈到对中国电报的影响,有一个人比丁日昌更为举足轻重,他就是盛宣怀。

    蔡锷与袁世凯可谓是生死冤家,恨不置对方于死地。当日蔡锷被袁世凯软禁北京,几乎被杀。这一次袁世凯逆天忤民,蔡锷岂会置之不理?于是距离袁氏称帝仅仅过了13天,1915年12月25日,蔡锷、唐继尧通电宣布云南独立,成立云南都督府与护国军,开始了讨袁护国,这就是赫赫有名的“护国运动”。

    我渐渐懂得儿子了。他九岁时,被台湾作家柏杨称作“小小友”,一起谈论柏杨文集。他十二岁时,请作家二月河伯伯开列必读历史书目。如今,人生航道弯弯曲曲,激流仍然冲出了一条奔向理想的河床。可见,人的热爱是任何力量都遏止不了的。相信年轻人吧,后生可敬,后生可畏。如今的千千万万年轻人,连人生的第一桶金都还没有掘到,甚至还正阮囊羞涩,在浮嚣沉重的现实生活压力之下,像红尘中的虫蚁一样奔忙,每天按部就班地打卡,加班,挣薪水,评职称,供房子,跑关系……

    他慢慢地记下来。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,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。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,他早就不去留意了。他耳朵听着,手机械地记着,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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